如果在大街上见到何秉贤，谁也想不到，这位身材略微佝偻，走起路来都有点不利索的老人，会是新疆医学界的“泰斗”。

  何秉贤，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的著名专家。作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国宝级”名医，何秉贤的门诊量总是科室里最多的，提前一小时上门诊的习惯他已经保持了60多年。

  从天之骄子的名校大学生，到扎根千里之外新疆的“国宝级”名医，何秉贤用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著写了“中国最美医生”的传奇故事。

  1931年1月28日，地处江南水乡的浙江兰溪县城里，一户书香人家传来了添丁喜讯，那个男孩就是后来的援疆名医何秉贤。

  虽然家庭条件尚可，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年幼的何秉贤饱尝战乱之苦。最让他难忘的莫过于日本军在1943年至1945年占领兰溪的那段日子里，年仅十一二岁的何秉贤和他只有10岁的弟弟还被日本鬼子抓去干苦活，不仅饱受屈辱更不可思议的是丧命的危险。

  屠刀之下，中国人任人欺凌成了寻常之事。枷锁颈上套，敢怒不敢言。但见生灵涂炭，苍疫满目，饿孚遍野，生者悲痛，死者悲惨。这就是当时的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49年上海解放，心怀保家卫国志的何秉贤在18岁那一年选择参军入伍，并随军支援大西北，担任了部队的文化干事。

  出于对知识的渴望，一年之后考入兰州大学医学院，进入五年制的医疗系开始有效学习系统的医学知识。虽然仅参军一年，但是为人民服务的信念成为了何秉贤一生的行动宗旨。

  上大学期间，何秉贤得到了很好的教育，当时的兰州大学以雄厚的师资力量与强劲的办学实力闻名于世，一大批顶尖的医学人才在此任教。在这些著名教授们的培养下，在兰大优良的学风中，何秉贤慢慢的提升，各方面的表现都十分优秀。转眼五年已过，他用优秀的成绩为大学生活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955年7月，何秉贤同学大学毕业了。当时，他可完全要求分配回到上海去工作，因为是全国统一分配，他又是从上海来的。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在自己的“大学毕业志愿书”上写了两句话：“服从组织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兰州大学医学院领导经过研究，觉得何秉贤同学是个优等生，决定分配他到新疆这个虽然条件艰苦，但却急需人才的地区去。

  得知这一消息后，何秉贤特别高兴，感到自己很自豪很光荣。“得知分配到新疆的消息非常兴奋，我认为是很自豪很光荣的事，说明党组织信任我，才会让我到艰苦的地方去。”

  就这样，怀着感恩之心，带着救死扶伤的梦想，下定到艰苦地方战斗的无畏信念，1955年，这个江南鱼米之乡的小伙子来到了新疆。

  1955年9月底何秉贤到达乌鲁木齐市。按照他所持的“报到证”上的要求，他首先要到位于乌鲁木齐市西大桥附近的新疆省党委组织部报到。于是，就东打听西打听找到了西大桥。

  当时的西大桥只是一座木头桥，并不大。何秉贤他们一行人走到跟前定眼一看，不相信这是所谓的西大桥。当时，乌鲁木齐人烟稀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位汉族老乡一问，才确定这就是他们要找的西大桥。之后，他们就在这座桥附近的西公园（即：人民公园）边上找到了新疆党委招待所，住了下来。

  等他们报到后，有的同学被分到了伊犁、喀什等地，而何秉贤却被分配到了刚刚成立的新疆医学院附属医院（即现在的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那时的新疆心血管现代医学方面几乎完全是空白的，没有心电图机，没有技术上的支持，也没有上级医师，且资料匮乏。

  刚刚成立的附属医院只有1个科，20张病床（全医学院共有280张病床）。内科共有8个大学刚毕业的住院大夫都是从全国各地分配来的，何秉贤大夫就是这其中的1名。

  内科没有主任，连主治大夫也没有，只好选了1名党员大夫当组长，疑难病号召大家讨论。

  在何秉贤等大学生被分来之前，整个新疆的医学界仅有十几位正式分来的大学毕业生。那时，新疆级别最高的医生就是前苏联帮助培养的中级医师，主要就是少数民族医生，且数量非常有限。

  新疆的整体情况就是缺医少药，且很严重。连首府乌鲁木齐市也没有一家很像话的医院，稍好一点的医院就算是新疆尔自治区人民医院和新疆尔自治区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啦。

  全疆最好的设备就是前苏联制造的小型X线机，先进医疗设施奇缺，农牧区更是没有。各地州医院均为土木结构的平房，医院仅能做一些简单的下腹部手术，如阑尾炎、痔疮手术等。

  当时，农牧区的妇女生孩子时就找当地的土接生婆来接生。这些接生婆都不是专业医生，各方面的医疗知识和技术根本不懂。从而造成了婴儿的死亡率极高，有许多时候连产妇也保不住性命。

  广大群众对这些事情都认命了，认为这一切都是上天安排的，不怪谁，生死由命。

  产妇临产时也有想到医院生产的，可是路途遥远，又由于道路不通，坐车十分艰难，只有少部分人能坐上毛驴车，大部分人就只能骑马或骑毛驴。有些产妇临产时都已经破羊水了，人却还在几十千米以外的路上往县城里赶……

  “这种现象必须要彻底改变”，何秉贤认为，“现在解放了，新疆人，特别是少数民族政治上翻身了，但经济上、文化上，特别是科学技术上还没有翻身，还要求我们这些人的帮助。”

  他面对的是病人，怎样用他所学得的医疗技术治好病人的病就是他必须要做好的事情。要看好病人的病就要与病人好好沟通，这样才可以了解病人的病情以及发病原因。病人也拥有知情权，清楚自己得的是什么病，怎么配合医生做好治疗工作，同时也要知道医生的医术水平高低等情况。

  当年，少数民族看病就需要找翻译来帮忙。但这不是处理问题的最好办法，翻译也有出错的时候，有一次找来的翻译，患者头疼翻译给翻成肚子疼，差点出事。

  于是，何秉贤便开始有效学习尔语和哈萨克语，后来他不仅能与不懂汉语的少数民族群众进行的会话，还用较流利的英语及简单的俄语与有些患者沟通。

  新疆高血压的患病率非常高，我国进行过三次全国性的高血压普查，何秉贤都参与并负责新疆的普查。

  牧民每天要喝二十多碗奶茶，因奶茶里要加盐，所以牧民每天的盐摄入量竞有二十多克。

  在新疆一个二三十万人口的县，当地医院一年收治心肌梗死的患者不到10例，但重型高血压和脑血管病病例长年不断。

  当时经费有限，参与普查的人吃住都在当地的卫校，有的普查点在非常偏僻的地方，何秉贤只有带领普查人员坐着毛驴车或骑马走遍普查点的每个角落。

  这是在驴背上完成的高血压普查。当时新疆农民的生活非常艰苦，农舍都很简陋，大部分农民家中没有一点家具，只能坐在地炕上。

  何秉贤说，普查时农民称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医生”，对他们进行的高血压宣教和普查，感觉到很高兴和感激。

  没去牧区进行高血压普查和巡诊之前，何秉贤把牧民的生活想得很浪漫，天空湛蓝、绿草如茵，牧民们骑着马驰骋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尽情地放声歌唱。

  实际上，由于牧区都在山区，独户分散居住，相距较远，翻山越岭一天只能走访四五个帐篷。他们只好走到哪就吃住在哪。

  在艰难的条件下，何秉贤负责并参与的普查工作组圆满达成目标，并获得了原卫生部的嘉奖，通过多年各方面的宣传教育，新疆哈萨克族的高血压发病率在日常诊疗中已有显而易见地下降，何秉贤本人也被评为自治区“民族团结模范”。

  在“”横行的年代里，有人指责何秉贤走白专道路，还把他当成“大白旗”而批判他。但他记得的名言“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他深信中国是一定会需要科学技术的。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白天被开会批判，晚上在家发奋翻阅外文书刊。当时，图书馆关门了，大批英美资料无人借阅，他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与图书馆长久建立着地下关系，偷偷地借出了大批图书拿回到家中阅读。

  他还经常去总医院图书馆借阅稀有图书。白天在办公的地方上班时，在桌上放一本《选集》，抽屉里却放着一本外文书籍。有人来时，他就看《选集》，无人来时他就打开抽屉看外文书。

  十年文革，他累计阅读了大量的书籍，还写了40多本读书笔记。当时，搞科研是犯罪行为，会以“白旗”拿去批斗。而他为攻克“向量图学的问题”，只好在晚上钻到地下室进行科研。

  1976年10月，“”一打倒，他撰写的《临床心电向量图学》，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填补了我国这方面的空白，成了我国第一部这方面的专著。可惜，当时在这本书上还不敢署上作者的名字。这本书图文并茂，售价仅为2.27元。迄今为止，国内仍公认这本书是权威著作。

  拨开乌云见晴天，科学界也迎来了春天。1978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首届中国科学大会。会上，何秉贤荣获了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题写的“先进个人”奖。随后，他还荣获了新疆尔自治区首届科学大会先进个人奖。1984年，他正式加入了中国。

  他在新疆工作了一辈子，他所做的一切，不为名不为利，只是想实实在在地为新疆各族人民作点贡献。

  为了让何秉贤更全面更扎实地掌握当时国内外更先进的医学技术，让他这把火在新疆烧得更旺，组织决定，选派何秉贤到在北京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研究所（医院）（以下简称阜外医院）和协和医院进修。

  何秉贤的户粮关系也随之迁了过去，同时，也把他的组织关系、人事关系等一并转到北京去了。

  北京阜外医院是我国的心脏病诊治中心，在诊治心脏病方面最权威。何秉贤在那里进修学习了一年，学到了许多先进的医学技术和知识，自身的医学水平得到了大大提高。

  全国著名的心电图专家黄宛教授，曾担任过毛主席保健医生的方圻教授等都是何秉贤的老师。

  何秉贤在这里学习期满后，这些教授都希望他能留在阜外医院，包括阜外医院院长吴英恺院士也希望何秉贤能留在阜外医院。

  当然，阜外医院的各方面条件比起新疆来要好得多，就是和全国其它地方比起来也是领先的。何秉贤要是能留下来，对他个人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

  他说，新疆更需要他，他无法离开新疆。党和国家把他派出来进行很好地培训就为了更好地发展新疆，为新疆各族人民服务。他自己回到新疆是国家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也是他个人的心愿。

  后来，他还多次到国外学习过，所在之国也希望他能留下来，但他都一一谢绝了，还是回到了新疆。比如，他在1989年考上了英国皇家学会，有奖学金，可进修学习一年，并拥有英国户口。

  英国人希望他能留下来在英国工作，并且也发了邀请函，希望何秉贤的夫人也一起去英国工作和生活。

  再后来，何秉贤大夫还在美国工作了半年时间，应邀在那里讲学，也多次去日本参观学习和讲学，等等。这些国家的条件都比中国好，这些国家都希望他能留下来。

  但他说，我的根在中国，党培养了我，又让我出国学习，成了高级医师、名医、教授。在解放前，我就是想学医，也没有条件，现在学成了就要好好地为我的父老乡亲们服务。不能光考虑自己，而不去考虑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全国都需要我，新疆更需要我，特别是新疆的少数民族更需要我，我要为新疆的医学事业奉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

  他说，新疆是个好地方。我在新疆工作和生活，对我来说很安慰。这里气候宜人，空气新鲜，生活条件也很好，夏天不太热，且城市里也没有蚊虫和跳蚤等等，冬天房子里有暖气，也挺温暖的。吃的，用的，住的，样样都不错，各族人民对医护人员都很尊重，都非常纯朴，我一切都很习惯，我认准了新疆，我热爱新疆。

  就像一颗顽强的种子，何秉贤在新疆严酷的环境中开花结果，并将自己的知识和信念一代代传承下去。

  回到新疆后，何秉贤也带回了先进的医疗技术，做出了新疆第一份心电图，开展了第一次心导管等检查技术，成功安装了第一个心脏起搏器。他将所学知识与临床经验结合，撰写出了一部50多万字的著作——《临床心电向量图学》。这是我国第一本自己的心电向量诊断教材，至今仍被视为权威在沿用。

  之后，他斩获了我国心电学最高奖“黄宛心电学奖”等心血管领域的重要奖项，还荣获了“2018年中国最美医生”的称号。

  不仅奋战在医疗一线，何秉贤更是肩负起了培育新一代医疗人才的重任。从教50多年，桃李遍布天山南北。他带过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生以及临床培训的学生，粗略计算约有两三万人。

  从他初到新疆时的缺医少药、各民族求医艰难、很多医疗技术都无法开展，直到今天现代心血管诊疗技术已基本赶上内地先进地区。

  2010年，中国高血压联盟给何秉贤颁发了“中国高血压突出贡献奖”，以表彰他对新疆防治高血压所作的贡献。

  在心血管疾病的诊断和防治上，他开创了14个国内“首次”，并多次获得来自国际、国家级、省级、卫生厅的嘉奖。

  1986年，何秉贤撰写的《新疆人民生活习惯与心血管病关系》一文，引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格外的重视，世界卫生组织以此文为素材拍摄了一部科技电影，在世界各国播放。

  1995年，国内外还在大量使用体表测量QT间期离散度来预测恶性室性心律失常，何秉贤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指出其存在概念上的错误并发表文章予以纠正，终于引起了国际上的重视，使这一概念得以扭转。

  “人生短促，奋发图强，身心健康，德艺双馨，终身受益，回首往事，无怨无悔”，这是他做人的准则，也是律己的标准，这样的人生总结，也给了后人以鞭策。